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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一个其来有自的国家

2020-04-24| 发布者: 吴中信息社| 查看: 144| 评论: 3|来源:互联网

摘要: “我们是印尼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独立,将尽快谨慎完成权力转移及其他事宜。”这是印尼国父苏加诺与哈达在194...




















“我们是印尼子民,在此宣告印尼独立,将尽快谨慎完成权力转移及其他事宜。”这是印尼国父苏加诺与哈达在1945年宣布脱离荷兰殖民统治时所发布的独立宣言。寥寥数语,未见过多慷慨激昂的情绪与鼓动人心的理念,只见到一个即将诞生的、面目模糊的共和国,以及耐人寻味的“其他事宜(etc.)”。
前路透社驻雅加达记者、流行病学家与作家伊丽莎白·皮萨尼便以“其他事宜”为题写就《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这本覆盖印尼各个方面的游记。生于美国的皮萨尼熟谙多国语言,拥有中国古文、医疗人口学、传染流行病学等多个专业的学位。尤为难得的是,因为1988年至1991年派驻印尼的记者经验,皮萨尼说得一口流利的爪哇腔印尼语。这让皮萨尼能畅游“千岛之国”的大小群岛,也让皮萨尼引起爪哇外岛人民的疑惑——她究竟是一个洋鬼子(印尼语bule),还是像一个爪哇人?
在1998年民主化前的印尼“新秩序”时期担任记者,无疑要与苏哈托独裁政权拉锯与磨合。一方面,以军官为核心的右翼独裁政权允许她出入高层与上流聚会,甚至夸赞她是真诚地热爱着印尼;另一方面,当局对她的采访屡设障碍,更在1991年因不满皮萨尼的亚齐省内战报道而取消了她的签证。
2001年至2005年,皮萨尼以流行病学家的身份重返印尼,并在2011年乃至2012年游历了爪哇岛以外的印尼世界。她将印尼形容为她的“坏男友”,热情、幽默、有趣而可爱,偶尔也会撒谎、出尔反尔甚至是对人暴力相向。
印尼一共有34个省份,她一共去了26个,远远超过绝大多数的外国人,甚至还比大部分印尼人的足迹还要深入。一幅印尼地图就此在皮萨尼的脚下与笔下展开。
印尼让知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一往情深、自愿成为“入戏群众”,是其传世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最经典的案例。这个幅员辽阔、族群复杂的“不可能的国度”,人口达2.4亿,居住着几百种民族、有着上千种语言,官方承认六种宗教的多元共存。不过,掌握文化与政治霸权的爪哇人仅占全国人口的45%,即使是在苏哈托时期的恳边移民政策下也无法占领印尼全景。
在安德森看来,印尼依靠马来语(商贸网络的通用语工具)、反殖民主义(群起激昂的反殖独立运动)和殖民体系(荷属东印度划下的版图与各地土著精英群岛内流官的集体记忆)成为可能。
独立以来,印尼一直在处理所谓的“其他事宜”,矛盾、混乱甚至是暴力未曾断绝。为着维护这一想象出来的印尼民族国家,以爪哇精英为核心的国家机器不断使用着暴力。对外(以及对于爪哇岛外的印尼),印尼开国左翼总统苏加诺发起“印马对抗”试图“粉碎马来西亚”,镇压苏门答腊等大岛另立政府的叛乱,操控另一荷属殖民地巴布亚的独立公投将其并入印尼;右翼政变上台的苏哈托看似放弃了“大印度尼西亚”的梦想,却不忘吞并葡萄牙人本土革命后匆忙退出的东帝汶,也一直不愿放弃在资源肥沃、文化迥异的亚齐镇压蓬勃的独立运动。
对内,从苏加诺到苏哈托,印尼切换于冷战格局的光谱两极,被看做是“爪哇统治者”的总统总是要在政党、军方和伊斯兰教士等几大集团中危险平衡。期间,群众运动与暴力现象频发,1965-1966年的反共运动造成的伤痛至今未能弥合,印尼华人于1960、1966、1998三个年份所遭受的民间与官方暴力更决定了华语世界对印尼的想象。
1998年民主化之后,印尼仍有许多“未尽事宜”有待处理。苏哈托时期的经济至上与政治集中策略虽然有效,却也让资源更加集中于爪哇本岛,政治精英和跨国公司所操控的掠夺生意经在外岛更为畅通。1999年,已于2019年逝世的过度总统哈比比一反前任常态,允许东帝汶举行独立公投、在全国范围将权力下放至省与县。皮萨尼转述印尼人对这一时期的形容,称政治分权如绽放出巨大花朵并朝四面八方洒下“灿烂烟火”一般,“遍地开花”。
但这似乎依然没有解决印尼国族建构的内在矛盾。一面是引以为傲、写入宪法的多元一体,另一面却是未曾掩藏的爪哇霸权。苏哈托政权垮台后,旧政治精英纷纷走入新的政党,在选举中成为国会议员与地方要员。民主选举与地方分权均为建国以来反苏加诺、反苏哈托的民主人士不懈奋斗的目标,却在今日成了生意和政治合流之处,政客画下的大饼仍未分到广大群众手中。
皮萨尼的群岛游历之路,某种程度上就是体认这种矛盾的过程。清楚认知到这一点的皮萨尼在游历之处就意欲突破对爪哇以外的认知盲区。在东努沙登加拉省的阿多纳拉岛,热情好客的丽娜妈妈主动邀请她到家中借住,却担心来自爪哇、又为外国白人的皮萨尼嫌弃外岛乡下。
在游历过程中,她不止一次地感慨,各地居民总能因其爪哇口音而对她有所好奇甚至是嘲弄。皮萨尼观察到,苏哈托希望通过将电视普及全国来塑造统一认同、为民众提供教化与娱乐,却没有想到肥皂剧与电视广告让穷困的小岛居民们混杂着羡慕与厌恶,有了爪哇人“贪婪奢靡”的印象。
另外,她还看到地方自治引起的地方争执,让印尼基建项目频频受阻——这被认为是坐拥全球最丰富的年轻劳动力的印尼经济难以腾飞的原因。各县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承担港口或铁路设施的巨额投资,县长们却互不相让,无人愿意用自己的钱帮助他人,名为领导的省长也因省政府缺乏经费而无法通过贿赂来推动县长联合建设。
论及印尼人何以对走向国际缺乏兴趣,书中不乏“何必要出国?他们只要搭船去另一座岛即可”的戏言。意在吸引读者兴趣的玩笑,实际上也是印尼群岛状况的写照:从雅加达去往印尼最东端巴布亚的机票价钱甚至可能比去往欧洲还要昂贵。即使要去“另一座岛”,巴厘和苏门答腊远比巴布亚吸引印尼人——或者说爪哇人。
皮萨尼在书的最后,遥远地呼应了安德森的论断。安德森论证称,在荷兰殖民时期,来自不同岛屿的土著精英被吸纳入公务员系统,升降迁移的过程中有了一个国家的理念。皮萨尼则说:“也有少数人认为,利益输送促使印尼将破碎的岛屿和不同的族群结合成完整的国家,是国家统一过程中必须投入的代价。”通过精英间的共谋与利益交换,印尼这个国家成为可能。今时今日,这种殖民时代埋下的爪哇霸权与分赃体制阴魂不散。
“9·11”事件之后,《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基于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立场,试图为伊斯兰教辩护,因而特别看重印尼这个宝贵的样本。的确,印尼虽然是全球人口最多的伊斯兰教国家,却带有浓重的本土色彩,甚至还有教士在推进“群岛伊斯兰”(印尼伊斯兰)理论的构建。与此同时,印尼虽然在法律上规定自己是有一个有神之国,却允许民众选择自己的神,无论祂是安拉、耶稣基督、佛陀还是……
也正是这样的印尼,催生了种种不宽容的事件。1980年代以来,被苏哈托压抑的伊斯兰教士渐渐走入政治,一方面作为“公民社会”的一份子反抗政权,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极端化、民团化的不宽容乃至暴力倾向。
西方媒体试图在极端主义与不宽容之外,寻找出一个“包容”的伊斯兰,印尼成了最好的样本。然而如果只是在问题出现了才对日常忽视的地区有所关注,真的能解决本土脉络的问题吗?
政治宗教学者JeremyMenchik形容,试图将印尼作为标本“销售”给“不宽容”的地区,是对极端主义问题肤浅且逃避现实的思考。如人类学家MahmoodMamdani所说,文化对话(culturetalk)必须回到现象所出现的具体条件,而不能仅仅依照伊斯兰教的基本特征来“定义”伊斯兰,进而区分出“好穆斯林”和“坏穆斯林”——难道因为英国没有枪支暴力就可以通过引入英国文化来解决美国的问题吗?
与这些“不可思议”“自相矛盾”类似的排比可以无穷无尽。2019年8月以来,因对巴布亚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与反腐败、婚姻与性自由等方面的法律“倒车”,印尼爆发了20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这场抗议在一位被寄望为“民主新希望”的领导人任内爆发,颇具戏剧性。
2019年10月,曾被誉为“印尼奥巴马”的佐科·维多多正式宣誓就职印尼总统,开展自己的第二个任期。然而因与苏哈托政权毫无关联而被看做政治素人的佐科,与苏哈托女婿普拉博沃二度对决总统宝座后,最终选择了将普拉博沃邀请进入内阁,让许多因反对普拉博沃才支持佐科的人大失所望。
因为不熟悉,才会对这类现象啧啧称奇。为了照顾外国读者的胃口,皮萨尼也只好如此写作,用荒诞不经的文字吸引读者阅读印尼。但这类掏空了历史与社会语境的现象列举,看上去如万花筒,实际上千篇一律。
每一个摆在印尼人面前的问题都其来有自。针对印尼排华问题,皮萨尼清醒地点出这是苏哈托政权操弄的结果,华人被当做军官高层谋利的工具而得以致富,也因此被当成治理失当的替罪羊。而不管是在马鲁古群岛还是在加里曼丹发生的族群或宗教暴力冲突事件,实际上都是资源分配的问题,也都在“原住民”与“外来者”的二元对立中让情绪失去控制,最终让真正的问题掩盖在族群冲突之中。
无论如何,皮萨尼所迂回接近的印尼,真实存在着。如果要谈“印尼作为方法”,通过理解印尼本土语境的族群、宗教、治理与发展等问题来思考自身,这本著作是一个好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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